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在起飞的初期都是依靠投资和出口，而经过高速的投资和出口增长之后，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点青黄不接的时候，都容易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这个阶段往往需要政府政策思路的大胆突破和转型。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列岛改造计划，都是如此。这两个计划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规划，而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没有之一。
从国际层面看，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之下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改造计划，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构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一次战略尝试。截至2014年，中国已拥有6.3万亿
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微博]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从宏观上讲，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GNP来换取GDP，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
扭转这种困境的关键在重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即加快非央行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化对外资产结构，提高对外资产的战略收益。过去央行集中管理外汇资产的结果是大量配置美债等资产，这种资产不仅经济收益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和美元做了嫁衣，妨碍了人民币(6.2150, 0.0042, 0.07%)的国际化，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利益。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实施，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推动战略外交，一举两得。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构还将深刻地改变国际金融版图，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微博]、IMF[微博]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历史上，日本和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当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美国主导建立了
世界银行，日本主导建立了
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方面可以支持本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也让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正是目前中国最为需要也最为欠缺的，而亚投行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窘境。由美日垄断的国际金融版图开始悄然瓦解，这或许意味着一个金融多极化的新时代。
从国内层面看，一带一路可能点燃继1992年南巡、21世纪初入世和2009年四万亿之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投资热潮。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投资热潮，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创纪录的62%。第二次是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迎来黄金增长期，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第三次是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央果断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拉动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回升。在那之后，投资便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持续回落。尤其是2013年以来，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
不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落实阶段，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
根据公开新闻收集的信息统计，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3000~4000亿元左右；而海外项目（合计524亿，每年约170亿美元）
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2015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2-0.3个百分点。
